陈永才，上海知青，1968年高中毕业，由于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加工作或被派到兵团，最终选择了到云南的偏远农村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他在云南永德县的李家寨插队，生活了八年。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，但那段经历和情感仍然深深印在他的心里。今天，他愿意分享自己当年在云南插队的往事，以及那段不为人知的情感经历。
1969年4月24日，陈永才离开了上海彭浦车站，那一天车站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。他的父亲因下放劳动不在身边，母亲和妹妹陪着他到车站送行。车站里的人群让他不忍再看到母亲和妹妹的泪水，他轻声与她们告别后，独自走进了车站。
经过70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，陈永才终于抵达了云南的敦仁车站。敦仁车站是铁路线的终点，接下来的路程只能通过汽车前往。在那里，他们换乘了带拖车的敞篷卡车，穿越黄土飞扬的道路，几天后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永德县。经过十多天的培训后，陈永才和其他几名知青被分配到李家寨。
李家寨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村庄，村里只有三十多户人家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差不多，都能讲汉语。刚到李家寨时，村里的生产组长李志朋把他们安排进了一座简陋的草房里，房子分为三个单间。李大伯是退伍军人，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他能读报写字，因此在村里算是一个文化人。
展开剩余76%李大伯的家里有一儿一女，女儿李小英是个温柔善良的姑娘。李大伯和妻子一直热心地照顾这些来自上海的知青。第一个晚餐，李大伯家为他们准备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和炖腊肉，知青们感到非常温暖。吃饭后，女知青问厕所在哪里，李小英显得有些为难，最后才带大家去看那片简单的露天茅房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大家还是感到满足，因为这是李家寨唯一的厕所了。
李大伯对陈永才很有好感，特别是他是高中文化，觉得他非常有潜力。第一天，李大伯让李小英和陈永才一起挑水，李小英一路上絮絮叨叨地问陈永才问题，虽然她的汉语有些生硬，但陈永才还是能理解她的意思。虽然李小英认为陈永才是客人，不应该让他挑水，但陈永才坚持要参与其中。
不久后，陈永才开始和村里的其他人一起劳动。第一次去水田插秧时，陈永才看到大多数劳动者是妇女，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男孩子不该做这种事情，他要求去学耙地。尽管他摔倒了几次，沾满泥水，大家都笑他，但陈永才并没有气馁，继续坚持学习。
一天，他受了伤，摔倒在泥田里，伤到了脚踝，腿上也被农具划破了。他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，李小英和她母亲一直悉心照顾，给他清洗伤口，煮鸡蛋给他吃，渐渐地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。陈永才从心里感谢李小英的照顾。
伤好后，李大伯安排陈永才管理生产队的菜地，负责浇水和除草，并让李小英也参与其中。李大伯甚至当着陈永才的面，叮嘱李小英要帮助陈永才更好地适应这份工作。在菜地里，陈永才和李小英的关系越来越近，周围的人开始议论他们，觉得他们非常般配。尽管陈永才也喜欢李小英，但因为家里情况复杂，无法和她在一起，他一直没有表露心意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永才的同伴们都逐渐掌握了农活，而他仍然只是一个菜地管理者，这让他感到有些尴尬。终于，他决定和李大伯谈谈，表示自己想去田里和大家一起劳动。李大伯虽然理解，但也表示陈永才在菜地的贡献也很大。尽管如此，陈永才还是坚持自己要更广泛地参与劳动。
1971年底，县里有机会调陈永才到公社工作，但因为父亲的问题，他未能通过政审，错过了这次离开农村的机会。1973年，他再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，但仍然因为父亲的问题未能通过政审。那时，其他的知青都回上海探亲了，陈永才主动留下来照顾集体户。虽然他也想回上海，但因为经济压力和责任，他只能留下。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李小英几乎天天来集体户帮忙，陪陈永才说话，做饭，甚至洗衣服。大家开始议论他们，认为他们应该结婚。尽管如此，陈永才心里依然有挣扎，他明白自己必须先考虑父母的意见。
1975年，陈永才接到了母亲的来信，说他的父亲已被恢复工作，家庭情况有了好转。陈永才提出了回家探亲的申请，李大伯和李小英都非常支持他。李大伯甚至借给他路费，陈永才回到了上海，待了20多天后又返回了李家寨。
1976年，陈永才在菜地被一条小蛇咬伤，李小英及时采取了急救措施，尽管受伤较重，但幸运的是得到了及时治疗。那一年冬天，李小英向陈永才表达了结婚的想法，但陈永才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时间考虑。
1977年，陈永才参加了高考，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。面对这个变化，李大伯苦笑着说：“这么多年，我都白费力气了。”陈永才离开云南，带着遗憾和不舍，回到了上海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陈永才再也没有回到李家寨。尽管他和李小英保持联系，时常寄钱物，但每次想到离开时她抱着榕树哭泣的情景，他心里总是感到愧疚和痛苦。最近，李小英邀请他回云南做客，陈永才答应了她，准备与爱人一起去探望这片曾经的故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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